《扬子江评论》论坛:“后人类”时代,写作和思考有什么意义
来源:澎湃新闻 | 时间:2019年08月23日

  记者罗昕

  8月21日,第三届紫金·江苏文学期刊优秀作品奖·《扬子江评论》奖颁奖仪式暨“70后作家与青年批评家对话论坛”在南京举行。

  在“70后作家与青年批评家对话论坛”上,代表作家弋舟、路内与李宏伟分别带来《小说何以分南北》《内容提供者与小说家》《让大象显形:“后人类”时代,小说何为?》等交流主题。

  8月21日,第三届紫金·江苏文学期刊优秀作品奖·《扬子江评论》奖颁奖仪式暨“70后作家与青年批评家对话论坛”在南京举行。本文图片丁鹏摄

  小说何以分南北?

  在《小说何以分南北》的讨论中,弋舟讲述了自身文学经验与外部文学想象之间的张力,他说:从主观上讲,他认为小说是不该分南北的,但总有前辈、同行说弋舟的小说具有“南方气质”,所以他不免会思考,是不是的确存在某种南方小说与北方小说的差异。

  在他的感觉里,南方文学大约更关切人的需要,而北方文学更心系天下。“南北不仅仅是地理意义上的概念,还是两种文学路径的延伸,胸怀天下非常重要,而关切个体也是文学恒久的主题。”

  华东师范大学副教授项静认同“小说分南北”,但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南方文化和历史积淀、南方意象。在她看来,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兴起的先锋文学是较早提出南方文学的问题,先锋文学让南方以一种异质性文学力量的形式出场。先锋文学之所以能成为我们现在的文学传统、诞生了我们熟悉的文学经典,主要在于它应对了当时的社会知觉、经验和历史,并且调动了南方的文化和意向。

  “南方自农业社会以来就有富庶的地理条件,教育文化的蓄水池处于富足状态,形成了独特的社会文化系统。这一系统在革命叙事、新时期文学初期和一般的改革故事是被忽视的状态。正是先锋文学调动了这个层面的经验和记忆,成为一种有效的文学形式,并且影响了先锋文学以来的很多南方作家甚至是北方作家,影响了他们修辞和文学表达方式。南方文学的价值和意义就在这里,它反抗了曾经大行其道的认为‘未来是可知的,历史是透明的’这样的文学观念。”

  项静说:“我们今天再提南方文学,需要理清是在怎样的坐标中讨论南方,在跟哪些话题对照,一个概念的成立往往是由它反抗的不满的对象和对话者确立的。南方文学不应该从修辞、南北对立的角度,重复陈旧的说辞和故事,希望南方再给我们提供一种应对新经验的文学形式和活力,应对我们今天的文学焦虑。”

  说起地域,《上海文化》编辑木叶很喜欢这样一句话:“你不要老觉得你生在北京、上海、南京,其实我们生活在‘宇宙的郊区’”。

  “我们都生活在‘宇宙的郊区’。所谓政治之都、商业之都、文化之都,说到底不过是宇宙的郊区。你只有真正去到一个地方,观察它,洞悉它,不因为原来的身份如何如何,这时候你的文本才会成为一个好的文本。换言之,你才有可能从宇宙郊区来到人类中心。”

  木叶说:“我希望文本能回到具体。好的文学肯定是具具体体的,好的作家也是具具体体的,能把自己的问题和这个世界相互辨认,相互激荡,然后再反哺这个世界。”

  内容提供者与小说家

  通过新名词“内容提供者”,路内思考当下小说家所处的位置。“内容提供者是一种合理的存在,小说家身上带有内容提供者的属性,甚至还带有形象提供者的属性。这个属性一直都有。但在这个名词被揭示出来之后,会产生更大的影响,会使小说家主动向内容提供者的属性靠拢。”

  尤其,伴随电脑普及与网络写作兴起,“内容提供者”更容易影响年轻一代的小说家。路内观察到,2014年没有小说家愿意承认自己是内容提供者,但到了2019年已经有年轻小说家引以为豪。“大量文学青年进入内容提供领域,对我们的文学产生了哪些影响?”

  吉林大学副教授李振认为,“内容提供者”与“小说家”这两个形象的并置流露出新时代的焦虑,但两个角色本身并没有太大冲突。

  在一次活动上,有学生问他:“在写作中如何抵抗商业化?”

  “这个问题本身就有很奇怪的预设。一是商业化没有那么简单,不是所有写作者想商业化就能商业化;二是商业化有什么不好?”在李振看来,商业化内容提供者和小说家从事不同的事情。

  “目前我们还会把这两者放一起谈,但随着产业成熟,他们之间的界限会逐渐明确。内容提供者就是内容提供者,小说家就是小说家,就像我们今天已经不去争论‘有网络文学了人们还会不会去读严肃文学’。事实证明,这是两码事,并不妨碍。你是内容提供者也不妨碍你是小说家。”

  上海文艺出版社副社长李伟长以路内的《少年巴比伦》举例:“影视机构会对小说IP感兴趣,但也会碰到一个巨大的问题,就是如何处理小说家提供的内容?比如《少年巴比伦》,我们感觉电影里塑造的工厂想象并不符合小说里的工厂想象,这个工厂是高度密集性的空间,它在小说里是有张力的,不仅是一种体制代表,还是一种日常生活的代表。导演要把这个工厂空间表现出来,存在巨大的困难。”

  因此李伟长认为,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只要在小说里真正塑造了具有强大阐释力的时空,写作者会被命名为小说家,而不仅仅是一个内容提供者。

  《上海文化》编辑张定浩如此“解题”:“我是这么理解路内想表达的东西:曾经小说受到主流文学批评的影响,而主流文学批评意味着权力,这个权力要求小说家提供意义。而今天小说更受到影视圈的影响,这个影视圈代表了金钱,这个金钱要求小说家提供内容。也就是当年的意义提供者不再受宠,如今的宠儿是内容提供者,在这个转化中小说家应该怎么办?”

  “如果是这样,那么路内所说的新兴的‘内容提供者’,和过去的所谓‘意义提供者’,就是一丘之貉,虽然看起来,金钱似乎比权力更干净一点。因为这里面共同的关键词是‘提供’。无论是提供意义给期待意义的批评家,还是提供内容给期待内容的付费用户,这只能生产出一些已经被固化设定好的意义和内容,就像流水线产品一样,在生产之前就已经被确定。而制造产品,这永远不是所谓艺术家或者小说家做的事。”

  张定浩说:“纳博科夫曾经讲过小说家的三种身份,一是讲故事的人,一是魔法师,一是教育家。如果说讲故事的人提供内容,教育家提供意义,那么一直还需要魔法师,一次次去更新这些陈旧的内容和意义,将它们融合进入美妙的文体,让读者或用户浸淫其中,令他们的生命因此萌发新的意义,新的内容。这三种身份是三位一体的,缺少任何一种,就不再是小说家,他的焦虑也不再是小说家的焦虑。”

  “后人类”时代,小说何为?

  脑机接口、微软小冰……当人们越来越接近“后人类时代”,李宏伟说:“从文学层面,我们迄今所有的伟大作品,都需要重估其价值。”

  “在那个时代,小说何为?我能知道的,似乎是老生常谈。在竭力看清整体图景的同时,寻求一种个人的价值书写,这种价值不仅仅是探寻新语境下的可能甚至法则,还试图明确现时的人的应然。”李宏伟称,“一位小说前辈曾说过‘凭我对小说的理解,可以和任何领域的人谈话’。正在到来的后人类时代,小说可以和不同领域一起,互相关联、作用,让这头时代的大象逐渐显形。”

  面对“后人类时代”,《思南文学选刊》副主编黄德海认为恐怕不是“小说何为”的问题,而是“思考何为”的问题。

  “我们过去珍视的宗教、哲学、文学,所有经典的艺术都要被挪动位置,更不用说有可能全部崩散。如果这样,写作和思考还有什么意义?人类头脑本身的局限性会不会限制人类参与思考和写作的竞争,在这个问题上我充满了无限的困惑。”

  黄德海说,但有时一想,如果本以为牢固的世界在自己这一代崩塌了,见证本身也是蛮幸运的事。“如果你觉得这是另一个更大的世界发展的一部分。”

  在回应“后人类”议题时,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黄平提及,几乎所有的赛博朋克电影,它们对人类未来社会的想象都是奴隶社会。“既不是一个资本主义社会,也不是社会主义社会,而是奴隶社会。少数人依赖AI技术和基因编辑居于天上,大多数人居住在垃圾场。对于这种反人类的图景,文学抵抗的力量在哪里?我们怎么用新的文学形式唤起文学对现实的回应?我觉得谁能写出这样的作品,谁将定义人工智能时代的文学。”

  刚凭借《“那条漆黑的路走到了头”——读石一枫<借命而生>》获得第三届“《扬子江评论》奖”的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副研究员岳雯表示,在经典性小说里,历史、现实和未来三者是完全能够包容在一起的,都可以用来解释我们今天的现实。而这类小说的存在,可以比较完整地呈现我们今天的处境,“小说是认知与理解我们今天的处境,缓解文化焦虑的艺术形式之一。这可能就是后人类时代,小说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岳雯说:“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艺术形式,即使小说消失了,可能还会有新的艺术形式出现。我们或许不知道它是什么,但这样的艺术形式依然有可能充当小说曾经充当的角色,依然能够给我们以抚慰。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谈小说何为并不重要。在精神生产的过程中重建我们的精神根基,并从中获得安慰,可能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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