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歌苓创作中的代际经验
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 | 时间:2019年11月15日

岳寒飞 朱文斌/文

出生于上世纪50年代的作家可以说是目前当代中国文坛创作中最成熟持重的一代,独特的成长阅历和生命经验为这一代作家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创作资源,而海外华文移民作家严歌苓也属“50后”作家之列。严歌苓早在出国前已创作出以描写军旅生活为主体的“女兵三部曲”,然而她的成名却是以海外华文作家身份实现的。尽管严歌苓长年居住在国外,但她始终把笔端聚焦母国,频频以回望的姿态,在新中国的历史经验中汲取创作资源。严歌苓的创作倾向和审美追求与国内同辈作家形成共振,也显示出无可复制的青春记忆和成长经验对其文学创作的深远影响。

首先,是“为人民”立场与内在生活经验的连结。“文艺为人民服务”构成了严歌苓早期接受的文学教育和文艺创作观,同时也规定了其创作初期的内容题材范围和审美价值追求,“女兵三部曲”中对人民子弟兵的刻绘一定程度上显示出“为人民”的文艺立场在其文学创作中的根植与演绎。严歌苓对女兵的书写更注重从自我生命经验出发,遵循真实情感、审美经验以及价值判断的客观和独立,竭力规避概念化和平面化的创作弊病。

在个体记忆与群体记忆连通的基础上进行印象式的表现是严歌苓作品的一个特征。严歌苓的小说集《穗子故事》是以其童年及少年时期或直接或间接的经验为素材创作的。严歌苓看似在强调个体记忆与私人化的书写,但她是以承认个体记忆是群体记忆中的组成部分为前提的,所以她用“独立”一词来凸显这种剥离式的尝试。实际上,严歌苓也并非真的要将个体记忆与群体记忆割裂开来,而是采取一种印象式的叙述策略。从这个角度上讲,严歌苓的个体记忆与个人化写作恰恰在无意识中走向了群体经验以及为同代人代言的言说之维。

其次,是爱国主义与集体主义在为民族历史作传和民族身份认同上的内在连通。总体来看,严歌苓关于家国、社会、历史、族群等宏大题材的创作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对新中国初期发展道路的探索历程及以国家早期开展的各项社会运动为背景的创作,这类作品体现出严歌苓为国族历史作传的创作情怀。《第九个寡妇》《一个女人的史诗》《小姨多鹤》《陆犯焉识》《芳华》等均属此类。《一个女人的史诗》围绕田苏菲的爱情、事业、家庭生活,将女主人公的命运遭际与新中国近40年的发展历程相勾连,通过个体生命的经历来透视风云变幻的历史。对故国历史的频繁回望,一定程度上透露出严歌苓心灵深处的乡愁情绪以及通过文学创作来实现精神寻根和民族文化身份辨识的诉求。

第二类则是关于华人移民的海外生存经历的创作,不妨看作是严歌苓在异质文化语境中为百年华人移民史作传的文学实践。因为有了移民的经历,严歌苓在国族历史的书写上往往呈现出更加开放的视野,追求一种多元的跨文化视角。严歌苓笔下的移民史书写主要集中在早期华工移民、第二代土生移民和新移民这三类人物形象上。《乖乖贝比》《扶桑》《魔旦》讲述了早期偷渡的华人移民在“排华法案”和种族歧视中以隐忍方式苟且求生;《风筝歌》《大陆妹》《红罗裙》揭示了“美国制造”的华裔们试图剔除中国基因融入白人主流社会,但却始终摆脱不了“他者”身份的迷思之苦;《无出路咖啡馆》《也是亚当,也是夏娃》《吴川是个黄女孩》则讲述了新移民的异国生存困境。对家国民族历史的演绎和对华人百年移民历史的刻划,共同构成了其对中华民族苦难历史的寓言化书写。从本土到域外,严歌苓在双重维度中解密民族历史,也为读者认知华族历史提供了双重视角。

最后,是为理想信念奋斗和献身的价值追求在人物塑造和情节设置上的潜在影响。严歌苓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塑造和故事情节设置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其幼年所接受的为理想信念奋斗和牺牲的红色理想教育的影响。《雌性的草地》中沈红霞以芳子姐和陈黎明两位牺牲在草原上的先驱为榜样,默默地奉献。

综上所述,体现出代际经验对于严歌苓创作潜移默化的影响。昔日旧梦在异质文化环境中所迸发出的阐释张力和多义内涵,是严歌苓文学创作中独到的魅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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