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岩:科幻理论的中国时间
来源:文艺报 | 时间:2020年07月29日

文/吴岩 姜振宇

1997年吴岩与第一次太空行走的航天员列昂诺夫一起主持科幻会议

1983年吴岩和叶永烈在一起

吴岩在芝加哥世界科幻大会波尔纪念会上

北京时间2020年6月30日,美国科幻研究协会(SFRA,Science Fiction Research Association)授予吴岩托马斯·D·克拉里森奖(The Thomas D.Clareson Award for Distinguished Service)。为此我们邀请姜振宇博士就相关问题对话了获奖者。

视科幻为终生事业

姜振宇:首先祝贺您获得托马斯·D·克拉里森奖。这个奖项已经颁发了20多年,获奖的都是在科幻研究领域拥有世界声誉的研究者。最近几年中国科幻好像正在获得世界的关注,刘慈欣、郝景芳,然后是您。能跟我们分享一下您现在的心情吗?这次获奖的具体背景情况是怎样的?

吴 岩:中国科幻确实正在引起世界的关注,这个过程是从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的,那时候叶永烈、吴定柏、郭建中等就开始做这方面的工作。但我一直以为这种趋势发生在创作方面,与理论研究没有关系。所以,得奖是一个意外。其实,我并不觉得这个奖励应该给我。在中国,有太多从事科幻研究的人应该得奖。例如,叶永烈老师不但最先严肃地阐释了科幻文学的特性,还发掘了中国科幻史中多数重要的资料。在外国科幻研究方面,除了刚才那些人,王逢振和孟庆枢等都应该提到,他们的研究让我们熟悉了国外科幻作品的秉性。此外,许多天才的作家也对科幻文学给出过独到的见解,童恩正、郑文光、刘慈欣、王晋康、陈楸帆,他们对科幻的论述都非常精湛,我觉得他们才是应该获奖的人。

姜振宇:在国内科幻界,在40多年时间里一直保持活跃并拥有较大影响、参与推动各种事件的科幻人物并不多。您从最初评论、创作开始,到后来涉及理论研究、组织教学、参与活动等各个方面,可以说是真正以科幻,特别是科幻理论为终生事业了。最初您是如何进入这个领域的?又是如何坚持下来的?

吴 岩:我是个科幻爱好者,从小喜欢读,然后开始写。1978年,阴错阳差在《光明日报》发表了一篇关于叶永烈老师的书评,第一次走进文坛。然后就是写科学小品和科幻小说。那时候只是中学生,所有的东西都只是爱好。但1980年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科学文艺专业委员会和少儿专业委员会的年会邀请我参加他们在哈尔滨的研讨会,我受到了鼓舞。在那时候就提交了一篇学术论文,是给科幻分类的。你也知道,科幻这种文类,100个人读了之后99人都会好奇地想发现它的奥秘。这就是为什么说科幻是认知性的读物,它不但启发思考作品的内容,还会思考形式本身。每一个科幻迷都是科幻研究者。但是我还缺乏学术训练。而且,我并不是想要成为科幻研究者的,是时代发生的各种问题,把我推到了这个方向。这其中有科幻在中国的起伏,有教育教学的需求,有好友的不断怂恿和推荐,最后就拐来拐去走上了这个道路。

研究科幻的跨学科方法

姜振宇:您的学术背景非常丰富,处在多种学科交叉当中,这种状况是如何发生的?对您的科幻理论研究有什么影响?

吴 岩:我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系,毕业之后分配到师大教育管理学院讲授组织行为学。这两个单位给我的影响非常深。上世纪80年代中国心理学百废待兴,张厚粲教授从美国回来后当上了系主任,提出中国心理学不要再追苏联追美国,而是要“迎头”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她不但这么说,也这么做。在那个年代,用这样的战略面对学科的发展,无疑是超前太多了。我想当时所有在心理学系学习的学生,都无形中感受到这种影响。张老师身体力行,马上开设了认知心理学、心理测量学等课程,还邀请了徐联仓和凌文铨两位在组织行为学领域占据领头地位的学者来开管理心理学。同样也是刚从国外回来的彭聃龄教授,革新了过去以哲学思辨为基础的普通心理学教学,开始把脑科学、认知科学的思想注入其中。这些站在国际学术前沿的扎扎实实训练,加上研讨会等有意思的形式,让我们受益匪浅。我明白了迎头赶上不是完全另起炉灶,而是应该站在顶峰继续攀登。

如果说心理学系给我发现世界的方法和框架,那么进入教育管理学院让我有机会去自由探索世界。我们的学院当时是新建的,教师来自四面八方,大家都不是一个学科的人,有自由可以放开做。我感谢教育管理学院给我的这个自由。例如,当我1991年要开设科幻课的时候,院里的邸明杰书记不但不反对,还帮我印刷了教学参考资料。领导亲自协助下属“不务正业”,这事情让我终生难忘。也是在管理学院期间,我有机会去美国访问和讲学,发现知识管理和战略管理等许多东西都很适合我们的学科,于是回国后我就设计并亲自拿下了北京教育科学规划两个知识管理课题。

多年以来,心理学和知识管理学形成了我研究各种问题的主要框架。这是个奇怪的事情,科幻应该是文学,但我的方法常常是非文学的。这点我一直拿不准,所以我一直不太敢参加文学方面的会议。我是个连字都认不全的人,对文学理论更是门外汉。倒是文学院的王富仁教授和王泉根教授总是鼓励我说,你就这么做,文学研究需要创新,再说科幻本身也需要与之适应的方法。

夯实中国科幻的“基建”

姜振宇:这些年您的成果非常丰硕,既有评论也有理论,还组织了许多大部头的译著。在您走上学术道路之后,在哪些方向用力最多?获得了哪些成就呢?

吴 岩:我不觉得有什么成就。这些年的研究多数是跟着国内科幻发展需求走的。80年代我主要研究科幻作为一个文类怎么能在中国生存,主要从知识构成上证明科幻小说的主要功能不是知识普及,随后我就着意将想象力和创新能力移至文类功能的主位。我写过《儿童科幻小说的功能》《文化传统与科幻小说繁荣》等文章,都只是在相关会议上进行了宣读。90年代,我主要从事科幻教学,系统化地整理了中西科幻史,写了《西方科幻发展的四个阶段》和对中国科幻发展的一些看法。到新世纪,我的主要工作集中在尝试用心理学方法来做文学研究。例如,探测中国读者心中对科幻的内隐概念模式。此后,随着中国科幻的蓬勃发展,我的工作分化成两个方向,一个方向是概念的继续提纯,例如,我写了《中国科幻小说中的时间表象》和《论中国科幻小说中的想象》;另一个方向是跟当前的文化和产业发展融合的综合考量,例如写了《科幻与民族自主创新》《对中国特色科幻事业的一些思考》等。所有这些工作,多数有着很强的现实需求。在这个过程中我尝试申报国家社科基金,后来成功了。我一共做了两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后一个是重点项目。围绕这些基金项目,我编辑过至少四套科幻理论丛书,如果说这些工作对夯实中国科幻研究的地基做了一些努力,我就已经很高兴了。

姜振宇:这当中其实涉及很多非常根源性的问题,比如科幻究竟是什么,有什么用之类。很多时候这些近似本质性的话题,促使我们进行深层次思考,甚至有时也是走向学术、走向理论探索的一个强烈的推动力。但是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学术脉络当中,科幻理论对同样的问题常常有非常不同的解释。

吴 岩:是的,我的大约三分之一的文章是跟“科幻这种文类到底是什么”相关的。在国内过去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里,通行的说法都是,科幻是关于未来科技的展望,它是普及科学知识的一种形式。科幻具有思想性、科学性、文学性和教育性。至少在1980年之前人们这么认为。即便争论,也是说到底应该展望好的方面还是坏的方面。当1980年童恩正把这种文类的核心当成人生观构建而不是科学普及之后,整个科幻界为之一震,作家们发现多年来束缚他们创作的桎梏被打破了。作为一种文学,预测和知识科普只是附加功能而已,科幻的强项在于发现完全不同的世界观和生存方法。这样的观念革新也导致了保守的反弹。争论加上各种无法言说的因素引发的政策倾斜,使本来繁荣的科幻事业进入低谷。在这样的时期,似乎有一种责任感告诉我必须去解决科幻到底是什么这个问题。我们开始从各种渠道寻找海外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这时候一篇达科·苏恩文的文章进入我的眼帘,原来西方文学理论界已经对科幻做出了认知和疏离的阐释。我详细分析这些文章,发现它稳固地来源于文学传统,是经过辨析获得的新的共识。我很受鼓舞,毕竟国外有人已经在这个领域做出了非常重要的工作。当然,国外的观念需要理解和消化,许多东西硬搬到中国不一定管用。比如乌托邦和反乌托邦,最近被用来形容中国作品挺多,我就觉得还是有差距。中国文化中不是没有乌托邦思想,但不够典型,常常在乌托邦中总是包含着一定的虚无甚至反乌托邦,而反乌托邦中又总是包含着一定的希冀。80年代被誉为中国第一个乌托邦科幻小说《访问失踪者》和近期韩松的一系列作品都是这样。我觉得这种现象的文化根源可能跟道家固有的“反者道之动”观念体系是有一定关系的。因此,更深入地面对本土文化是我近年来工作的一个重点。中国文化还有一个特点是崇尚动态而不是静态,所以定义科幻也应该从简单走向复杂,静态走向动态,这就是我提出科幻是科学和未来双重入侵现实的叙事文本概念的原因。科学和未来是现代性中两个共轭的也是极端重要的元素,这些元素给每一个社会都会造成影响。讲述这些观念过程冲突与融合的边界故事,就是科幻小说的核心。不同国家或文化,这些入侵过程并不相同,一个国家在不同时期差异也很大,这就导致科幻叙事经久不衰。

坚守本土色彩的研究

姜振宇:在您这里,从最开始对许多文学现象、作家观念、理论立场的介绍,到后来对这些普遍的关于本质、根源的问题进行学理性的探索,其实有一个转变的过程。我记得您常常说,科幻研究的目的不在科幻,而是要将这个领域中获得的规律转移到更广泛的场域之中。

吴 岩:是的。从事科幻研究如果仅仅就盯住这么个小领域,那局限性就太大了。我觉得任何一个工作,都必须要从更高层次提取意义。只有在博大的照看之下才能精深。也只有精深之后,才能发现小中的大。有关科幻的特质问题的探索过程,就是这种从概念形成的认知模式、从现代性的大问题入手,从本土作品中细微的差异中归纳。一旦这么做了,就会看到其自身独特的地方。举个例子,苏恩文提出的陌生化与认知性,考虑到中国文化中科学是晚近才出现的这一点,就能发现科学这种认知元素同时包含着陌生化,即对中国人来讲,科学的内容、方法、精神内涵都是陌生化形成的重要条件,认知与陌生的关系,在中国科幻小说中跟在西方科幻小说中是以不同方式存在的。

姜振宇:从您的实际研究来看,您采取的方法其实很有个人风格和本土特征。像您的《科幻文学论纲》,有一种一般科幻文学理论里比较少见的、非常强烈的生命力在里头。总体上看,大致上是一种自下而上,从作品、事件和文献出发的状态,特别是应用既有理论的时候,拥有一种本土化气息。

吴 岩:这可能跟我多年从事管理学教学有关。管理学是实践科学,我们不得不更多考察实际发生的情况而不是根据某个大框架去应对现实。久而久之,我发现从已经发生的事件、从已经创作的文本、从已经走过的道路中提取模式,更具有恰切性,也更具有创新性。这种做法被我转移到科幻文学研究中觉得也大致适用。但我还是强调,多从各种国外的资源中吸取营养是必要的。多考虑当前学科的整体发展趋势也是必须的。我的《科幻文学论纲》前后写了三稿,怎么写都不满意,觉得老生常谈,人云亦云。后来是飞氘给我一本书启发了我,一下子就找到了基本的框架,那本书是站在权力的角度谈文学的。我躲开了微观和宏观两个被探索太多的立论空间,更多把注意力聚焦在中观(或介观)。《科幻文学论纲》对我来讲是又写了一个博士论文。

姜振宇:您是中国第一个科幻本科通识课、硕士和博士招生方向的创立者,对学生的要求,也非常强调实际历史情况和文献参考,包括各种第一手资料的搜集整理,还有对创作过程、事件现场的多角度访谈等等。作为科幻理论,感觉我们对其中想象的、假设的因素,甚至包括一些作家观念、个人陈述的解读和推演,往往是抱有一个谨慎乃至警惕的状态。

吴 岩:是的。我重视历史,但这个历史资源的获得应该是多维互证的。现在太多的论文简单地罗列某个时段一些人的说法,认为这个可以佐证某种观点是普遍事实,其实,如果他沉浸到那个时段,细致地追寻每一个人的立场及其发展,就知道每一个人都在自己的意义上说自己的话,这些话语背后的企图常常是相互对抗的,但表面看是内容类似的。对这种不管历史过程的“一锅端”,我持谨慎态度。口述史就更是如此。太多人的口述史就是他自己的一面之词,就像为吸引眼球或误导观众而编辑的视频,被巧妙地剪去了前面或者后面,我不是说这是故意的。有可能是潜意识的结果,我自己都常常发现有的回忆无端就是错的。更别提为了某种目的,想要在你的脑子里植入他的想法的片段了。

中国科幻的前沿议题

姜振宇:从您到深圳的南方科技大学人文学院算起,已经有一段时间。感觉最近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社会服务,都发生了一些变化,似乎更加能够落地,所影响的领域也不止是之前的学术界了。

吴 岩:2017年,我受陈跃红教授邀请加盟南方科技大学人文科学中心,同年在这个中心下建立科学与人类想象力研究中心,集中科学家、科幻作家、艺术家、文学批评者等共同研究想象力的本源、人类社会和科技的未来,同时研发科幻作品。我当前最关注的是三个方面的科幻研究。第一个方向是世界科幻革新环境下中国科幻创作和产业化发展。2017年国家开始主导中国科幻大会。我们几乎在每年的中国科幻大会上都会做一个《年度科幻产业发展报告》,通过数据评估产业发展的状况。由于各地对科幻产业的发展需求逐渐旺盛,我们也在考虑怎么更新人们对这个产业的基本概念的问题。

我关心的第二个问题,是科幻从文学到影视媒体的转化。虽然疫情让一切都耽搁了,但大趋势没有变化。我们在这方面已经开设了课程。遗憾的是我主持翻译了一套科幻电影理论丛书,但受到当前各种原因的影响,似乎已经没有机会完整地跟读者见面了。许多从事科幻电影方面的工作者本来是眼巴巴地盼望这个系列继续出版的。

我的第三个研究方向是科幻教育。如果说我前期用了大量时间研究科幻文学的文学品性,那么近期我主要集中力量做的事情就是普及科幻文学,继续办好高校科幻课程,并在此基础上把它延伸到中学和小学。我们的高校教材《科幻文学教程》《20世纪中国科幻小说史》《20世纪中国科幻小说史料精选》会在年内出版。我们给中小学编写的《科学幻想:青少年想象力与科学创新培养教程》已经在发行。

姜振宇:在2015年前后,科幻产业这个概念从实践和理论的角度都被提出来之后,到今天已经在政府、市场和学术界都获得了比较高的认可与关注。从行业观察的角度来看,我们的科幻产业发展得如何?哪些问题和矛盾是最突出、最亟待解决的?

吴 岩:科幻产业形式当前还相对单一,仅仅作为一种内容机构,服务于文化产业发展。但科幻文学终究只是一个体裁,产业盘子大小已经确定。这样的一个状况,即便说现在还没有成长壮大,未来也有上限。近期,面对国际科幻事业的发展,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些新的发展科幻产业的方式。最近孙佳山在一篇文章中谈到好莱坞跟硅谷的联姻导致科幻的泛化,以及吴福仲、张铮和林天强发表的关于“未来定义权”的观点,我都很认可。科幻产业应该不仅仅是故事内容的创造性机构。如果用科幻的概念扫描产业大盘,我们还能看到一系列跟科幻精神一脉相承的强烈趋近未来的高科技产品制造型机构。我觉得埃隆·马斯克的特斯拉就是典型的产品型的科幻产业,马斯克常常采用科幻的方式创造产品和提供服务,他的自传《到火星退休》等都是他科幻运作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国内,类似的有华大基因、华为等企业。从这些案例,我们可以定义另一种类型的科幻产业,这些产业机构带有高未来定义权,能用产品和服务更直接地导致科学和未来对现实的侵入,能更强烈地改变现实。我知道一些科幻作家正被吸纳到这些公司的创意创新活动之中,更有科幻作家直接担当这些科幻创意公司的创意高管。像虚拟现实方面就有陈楸帆、覃政等科幻作家直接参与。

姜振宇:在您的影响下,我重点研究的是“科幻现实主义”,这个方向在中国历史悠久,在当下也还有影响。但与此同时,我注意到,前几年您提出了“科幻未来主义”。以往人们对未来主义的看法都有点负面,这可能是受到意大利和前苏联未来主义命运的影响。

吴 岩:我的这个提法,是“未来事务管理局”成立的时候邀请我去做报告时产生的。在报告中我提出,今天的科幻已经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作家要磨砺自己的敏锐感受,要回到科学与未来入侵现实的交合点。我并不赞同科幻创新只有一个方向,就是缩在现实主义的单一外壳中,相反要能突破出来,放眼更大的世界和更远的未来。这个观点跟意大利和前苏联未来主义没有关系。

姜振宇:您自己也在写这样的作品?

吴 岩:因为理论研究,我多年没有怎么从事创作。但今年确实要出一本回忆录式的科幻小说,题目是《中国轨道号》。这本书是我的一个错置了的童年回忆,书的气氛有点怀旧,但我的那个“旧”是面对未来的。我出生于上世纪60年代,是在各种建构主义思潮之下成长起来的那一代。我们这一代人要想成为彻头彻尾的悲观主义者,是很难的,刘慈欣就是一个例子。

美国科幻研究协会(SFRA,Science Fiction Research Association)是世界上成立最早、也是世界知名的科幻研究机构。该协会于1970年在美国注册成立,成员包括了专门或者爱好从事科幻研究的教师、编辑、作家、出版人、学生。SFRA致力于组织科幻研究者和推动科幻领域的学术发展,协会会员覆盖范围包含文学、电影、游戏等门类。协会每年组织一次学术讨论年会,并通过组织项目、出版刊物、颁发奖励、评价作品等推动科幻学术和教学的繁荣。SFRA以季度为单位编辑出版《科幻研究协会评论(SFRA Review)》学术期刊,全年共4册,发表来自于全球各地学者的学术论文及科幻评论。 SFRA每年针对不同定位的学术工作者颁发不同奖项,有代表性的奖项有三个。最重要的是先锋奖(Pioneer Award,近期改为“SFRA创新研究奖”),旨在奖励每一年最杰出的创新性科幻研究;第二个奖项是朝圣奖(Pilgrim Award),几年前更名为“SFRA科幻学者终生成就奖”,用以奖励对科幻研究事业做出重大杰出贡献的研究者;第三个奖项是托马斯·D·克拉里森奖(Thomas D. Clareson Award),主要嘉奖每一年度在科幻教学、编辑、出版领域做出杰出贡献的个人。2020年获得该奖项的是中国科幻研究学者吴岩。 (丙等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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